昆侖文化研究丨神話昆侖與漢武帝定河源在于闐南山的重大意義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傳播學院教授 邢莉

　　昆侖在哪里？盡管在漢武帝之后長達兩千年的時間內(nèi)人們還在不斷爭論和探索，但是我們不能忽略漢武帝敕定黃河之源與昆侖之源為于闐南山的歷史事實。《漢書·西域傳》記載：“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東則接漢，厄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彼抉R遷的《史記》最初記載，張騫主張“河源出于闐，潛流過南山”，漢武帝相信他，遂將“于闐南山”欽定為“昆侖山”。《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

　　昆侖神話是中國神話的根基，是華夏民族的重要文脈。兩千年前，《史記》記載的漢武帝一錘定音把黃河之源和昆侖之源定于于闐的歷史事件，具有重大的政治影響和文化影響。

　　其一，漢武帝把昆侖與河源定于于闐，確認昆侖山是中華文明的標志性符號，奠定了西域（現(xiàn)在的新疆）在中華民族政治共同體中的根基和文化共同體中的文脈。

　　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由多個民族的多元文化形成的統(tǒng)一的政治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中華民族是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不斷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

　　秦王朝統(tǒng)一的主要是以中原地域為核心的中部與東部區(qū)域。西漢開始通過和親，即“帝者戰(zhàn)德”的和平方式對付匈奴，爾后在公元前129年至前119年之間，漢武帝進行了反擊匈奴的戰(zhàn)爭，匈奴勢力退到天山以北。張騫兩次鑿通了西域，漢武帝定昆侖為于闐南山，此后西域諸地方的政治體納入漢朝的控制之下。西域都護府（位于今新疆輪臺）就是漢朝時期在西域設置的管轄機構。各小國的行政官員“自譯長、域長、君、監(jiān)、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其主要職責在于維護西域地方社會秩序，保護和尊重西域不同民族的經(jīng)濟、文化和諧發(fā)展。

　　昆侖文化是我國優(yōu)秀的典籍《山海經(jīng)》傳遞的中華文明的文化符號和文化基因。漢武帝把昆侖定于于闐一帶，于闐地處塔里木盆地南緣，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豐等縣市，東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車、疏勒。漢代對于于闐及西域的治理，不僅促進了我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同時擴大了各民族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通過各個階層的商業(yè)往來、通婚以及衣食住行各個方面的融合，促進了文化共同體的形成，為今天和田乃至整個新疆的發(fā)展奠定了相應基礎。

　　其二，漢武帝把昆侖與河源定于于闐，確認昆侖山是中華文明的標志性符號，把中原與西域連為共同、共通的文化結構體，開拓了東西方共同認可的絲綢之路，促進了東西方彼此的認知，促成了東西方經(jīng)濟、文化、藝術等諸方面的交流，開拓了“中學西漸”與“西學東漸”的文明大道。

　　在張騫通使西域之前，中原與西域交往有限。公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其使命之一是聯(lián)合烏孫抗擊匈奴。政治使命與文化交融是并行的。張騫率領三百人的使團，攜帶貴重的財帛，并上萬頭牛羊，除了到達烏孫外，還分派各路副使，到達大月氏、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扜罙等地。漢代政府的官員既是政府使節(jié)，又是官方的貿(mào)易隊伍。

　　漢武帝派張騫到了西域，溝通了古老的中國與中亞、西亞以及歐洲之間的聯(lián)系，名垂世界歷史的絲綢之路開始暢通。據(jù)史書記載，絲綢之路有南北兩條道路。南道出陽關西南沿阿爾金山北麓至伊循、且末、精絕、扜勒、于闐、皮山、莎車，由此經(jīng)蒲犁出明鐵蓋山口，沿興都庫什山北麓噴赤河上游西至大月氏和安息。此外還有幾條支線，其中一條出敦煌玉門關后西南至伊循，南至婼羌、小宛、戎盧、渠勒到疏勒?？梢姮F(xiàn)在的和田處于絲綢之路南道。

　　絲綢貿(mào)易是舉世矚目的大宗貿(mào)易。在西亞及羅馬流傳的樹上長出美麗柔軟的細絲的神話，吸引了中亞、西亞的商人，他們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絲綢之路的東段長安、武威、敦煌、額濟納，新疆北道吐魯番、庫車、拜城、巴楚，南道的樓蘭、尼雅的考古遺跡都出現(xiàn)了絲綢。其中，輸入絲綢最多的國家是羅馬。絲綢的功能不僅是衣著裝飾，也不僅是外交禮儀的高級贈品，有時還充當軍餉等支付手段。絲綢已經(jīng)超越其本身的應用價值，成為中國的象征符號和中西方溝通的象征符號。

　　在絲綢之路上往來的漢代使節(jié)是官辦的貿(mào)易隊伍，絡繹不絕的塞人、大月氏人、希臘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等充塞于路。除絲綢外，中國輸出的還有漆器、軟玉、麻制品、彩陶和各種裝飾品。在距離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北面70公里的地方，出土了漢代漆器。新疆的于闐玉早就運銷到中亞、南亞、西亞甚至埃及，巴基斯坦古城塔克西拉發(fā)現(xiàn)過公元前1世紀由中國運出的玉。

　　張騫從新疆返回長安，帶回了烏孫的天馬。公元前105年，漢武帝治理時期，漢代把公主嫁給烏孫國，烏孫國送1000匹天馬作為貴重的聘禮。神秘的“天馬”一詞，出現(xiàn)在我國《史記》《漢書》等典籍中。那是沿著絲綢之路來的天馬。東漢時期，大批的月氏馬輸入中國。同時，中亞的農(nóng)作物胡麻、胡荽、胡桃、胡豆、胡瓜、石榴、葡萄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中國。龜茲的音樂也傳到中原。絲綢之路成為經(jīng)濟、文化交流對話的橋梁。

　　其三，漢武帝把昆侖與河源定于于闐，雄偉豪邁的昆侖為奇譎想象的神話昆侖做了依托，把遠古人真實信仰的昆侖具象為可見可觸的昆侖，不僅加強了昆侖山崇高和神圣的特征，而且使得昆侖山凝聚為中華文明的標志性符號。

　　中華祖先創(chuàng)造了融于集體智慧的神話昆侖，雄偉遼闊的神話昆侖令人高山仰止。而自然地理上的“昆侖山脈”，其名稱當系漢武帝欽定之后的歷史延續(xù)，但它從“于闐南山”逐漸擴及如今一個巨大山系的過程，其歷史演變尚需來自中國地理學史及地圖學史的進一步闡明。

　　漢武帝定昆侖與河源為于闐南山，給予神圣的昆侖以具象的呈現(xiàn)。今天學術界的研究已經(jīng)超越了以往對于昆侖山具體的追尋，而是在探索昆侖文化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

　　巍巍昆侖，滔滔黃河，千萬年不倒，萬萬年不息，那是山龍與水龍的匯聚，山龍與水龍養(yǎng)育著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了中華文化生生不息、永世奔騰的文化精神。